通用人工智能需要在私人语言的层面上进行知识


  二、大森是如何利用维特根斯坦去反对维特根斯坦的

  大森庄藏虽然是日本著名的维特根斯坦专家,但他在1971年发表的著作《语言、知觉与世界》中,却明确表达了他对于基于第一人称视角的认识论道路的同情态度——而这种态度,显然是与后期维氏对于私人语言的敌对态度唱反调。大森写道:

  为了确认他口中的“红色的印象”与我的印象是否是相同,我们必须将他的印象与我的印象相互比较。为了进行这种比较,我将不得不接受他的印象。但是因为我实际上并没有通向他人的感知的路径,这种比较是难以实现的。为了经验到他人的知觉,我就必须变成他;但由于施加于我自身之上的种种限制,这一点是无法被实现的。而且,这个问题,在原则上就是无解的。即使我是“暹罗连体人”之一也枉然:考虑到我就是我自己,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并且我也不能变成我的连体人兄弟,故此,我依旧无法感知到我的连体人兄弟所感知到的。[3](P13-14)

  大森庄藏在上文中所提到暹罗连体人案例,显然是参照了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用到的同一案例。维氏原文如下:

  只要“我的疼痛同他的疼痛一样”这话是有意义的,那么,两个人也就可能有一样的疼痛(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两个人在相同的——不仅是相应的——部位感到疼痛。例如暹罗连体人就是这样)。[2](P98)

  由此看来,尽管大森与维氏都利用了暹罗连体人的案例,二人的深层用意却是南辕北辙的。在大森那里,此案例是为第一人称视角的基本性提供注脚的,而在维氏那里,它却是为第三人称视角(或曰“公共视角”)的基本性提供辩护的。大森本人对于他与维氏的上述区别,自然是心知肚明的。他是以如下方式为他自己利用“暹罗连体人”案例的方式提供辩护的: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在前文中所阐述的观点,可以被认为是维特根斯坦的观点。然而,我无法接受上述观点所蕴含的如下观点:个人的心理体验必须被公共化。[3](P17注1)

  对于上述论述,大森进一步补充论述如下:

  无论多少信息可以经由语言而从外部环境而取得,且无论语言本身多少次得到了调整,所有的这一切针对语言的学习与调整,毕竟都是基于某人的具体目的的。对于我而言,语言的意义只有从我的视角出发才能得到理解。甚至所谓他人的语言,也无非就是我所能理解的语言。譬如说,当别人说什么“红色的大轿车”的时候,无论他是如何理解“红色的”这个词的,而且,无论他本人的对应感觉究竟为何,我本人对于“红色的”的理解,却总是基于我对于该字眼的理解之上的,而且,如何指派此词的意义,也总是取决于我。纵然语言可以被众人所分享,并因为它被众人所分享而成其为语言,理解一种语言却总是某人自己的事情。[3](P21)

  现在,我们就从AGI的角度,来重构大森论证。这样的论证有两个。第一个论证是基于不同的信息处理系统的空间局域性的,而第二个论证则是基于不同的信息处理系统的运行历史的特异性的(不过,其中第二个论证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是有赖于第一个论证的)。论证一可分为以下六步:

  1. 对于大量语词——如红色——的理解,都脱离不了具体的感性样本,如一辆红色的大轿车。这一点对AGI系统也不例外,因为与特定感性样本脱离的符号输入,会在AI语境中造成所谓的语义奠基问题(grounding problem)。

  2. 任何一个AGI的信息处理系统,都需要针对其所处的特定物理环境的外部特征给出特定的反应。因此,这样的系统都具有物理意义上的局域性。

  3. 因为2,一个机器人的物理位置的局域性,就决定了其传感器所捕捉的信息具有特定性(譬如,一个处在此处的AGI机器人所捕捉到的关于“红色大轿车”的视觉信息,就会在色调、亮度等维度方面与另一个处在彼处的AGI机器人所捕捉的同类信息有所不同)。

  4.由2与3,我们可得知:当两个不同的AGI机器人都试图掌握同一个符号——如红色——的含义时,其获得的用以训练的基础数据,肯定是彼此不同的(尽管这种差异可能也是很细微的)。

  5.  由此我们就可导出:对于不同的AGI系统A与B来说,他们各自基础输入数据集之间的差异就会导致它们所要把握的概念的含义的区别,而无论这种区别有多细微。

  6. 所以,对于A来说,其所理解的红色就总会与B所理解的红色有所差异,而无论这种差异有多细微。

  论证二可分为以下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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